明人文震亨在其《长物志》中，备述对书斋的种种极致要求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似乎仍然有一个默契的共识：这种对物质的极致追求，其实指向的是内心，是精神。

汪为新老师《庸眼录》中说，“我……在明处说是成就为一个画家，从私底下说，向父亲“做个文人”高标准也稍稍迈进了一步。”这句话，让我对汪老师更加肃然起敬，在这个文人一词不是被滥用，就是被嗤之以鼻的时代。

文人必有书房。书房之所以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情结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它远离功利，在蝇营狗苟的世俗之外。它不纳俗客，只会契友；不求有利，但求无用。它似沙漠中的一口井，不易被发现，静静的存在于一片若有若无的白云之下，因此弥足珍贵。

如果说有哪一个地方，可作当代生活中如此书房的代表，我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汪为新老师的画室了。

从空间格局上，这是一个loft式工作室，一层可作画、会客，二层则是汪老师夫妇的私密空间，也是他们的卧室。有时会客或工作得太晚，便可在这里过夜。再加上一楼一个不大但精致而功能俱全的、异常整洁的厨房，可谓真正的工作和生活兼顾。

空间上一个看似简单、却兼具美感和实用的细节是，一层的厨房门、卫生间门、外飘窗的窗隔，都用了同样的设计。一样的格栅，敷以日式障子纸，半透光，相互呼应，既有很强的功能性，又不让你过分感到它们的存在。

门厅处不大，依墙摆放的翘头小香案，案上和案下，摆放的是汪老师的几件收藏，旁边悬着古琴。聊聊数件小物，既雅致，又不累赘。

门厅一角的宋式香几，摆放也别有心意。本来不大的几面，除了花器之外，又摞了几本书，但意外地完全不让人觉得拥挤或惊险，而是信手拈来的随意。

从门厅进入正室，最吸引人的，是墙上汪老师的画作。

整面墙的藏书，也颇为醒目，这只是汪老师藏书的一部分而已，让我不仅想起汪老师在其《庸眼录》一书的《理想居所》一文中说的，“从心理需要来说我想建一间很大的藏书屋，书籍不少，不管古籍版还是现代书，不管是自己的还是朋友送的，但都是我所爱读的。”

大画案是汪老师创作之处。除了必需的笔墨纸砚，案上的都承盘里放满了各种印章，雅玩，汪老师的私人收藏。

画案必需宽大，以便创作。这件大画案，为明式经典画案形制，溪山清远按照现存于世的明代家具原件复制。

与明式大画案相对，是女主人白老师的宋式茶桌，精致端秀。此桌案的形制，在多幅宋画中反复出现，如《槐荫消夏图》《蕉荫击球图》，以及宋徽宗的《文会图》等。

茶桌和茶椅上白老师亲自手做的植物染色靛蓝茶席、杯垫、靠垫，甚至纸巾盒，与铁梨木茶桌的暗红色搭配，显得温暖而朴素，看着它们，总有种时间被拉长了的感觉。（时间哪里是被拉长了？明明每次坐在这里喝茶，抬头是汪老师的小楷，低头是透亮的茶汤，四目相对则是白老师的温柔而明亮的眸子，时间明明是倏忽而过的呀……）

都说人如其字，人如其画，可能还要在加上一句，人如其室。汪老师的画室，就如同他的作品，他的人一样。汪老师的画，线条整而不碎，遒劲有力。溪山清远家具的线条亦简洁而细腻有质感。汪老师画风俊逸，干净，轻松，溪山清远家具稳健的同时，气韵生动。汪老师的字、画、画室，和溪山清远的家具，都是承古而不泥古，古典传承有序之中，又与时俱进。

“逝者如斯夫”，时间的流逝，是永恒的，没有断裂，传统和当代亦是如此。传统和当代之间，并没有决绝的界限。就像古人和今人，虽然生活方式不同，但人性并无本质上的差别。唯独不一样的也许就是，世事的节奏更快更纷扰，挟裹之下，我们的心变得麻木、干瘪，渐失血色，变得苍白。古人缓慢的节奏之中，所弥漫的无为气息，恰能让我们的心重新柔软、丰沛起来。

从这个意义上，汪为新老师的琅园，是我必去经常叨扰的地方。

图片由琅园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