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人文震亨在其《长物志》中,备述对书斋的种种极致要求。即便如此,我们似乎仍然有一个默契的共识:这种对物质的极致追求,其实指向的是内心,是精神。
汪为新老师《庸眼录》中说,“我……在明处说是成就为一个画家,从私底下说,向父亲“做个文人”高标准也稍稍迈进了一步。”这句话,让我对汪老师更加肃然起敬,在这个文人一词不是被滥用,就是被嗤之以鼻的时代。
文人必有书房。书房之所以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情结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是它远离功利,在蝇营狗苟的世俗之外。它不纳俗客,只会契友;不求有利,但求无用。它似沙漠中的一口井,不易被发现,静静的存在于一片若有若无的白云之下,因此弥足珍贵。
如果说有哪一个地方,可作当代生活中如此书房的代表,我第一个想到的,就是汪为新老师的画室了。
从空间格局上,这是一个loft式工作室,一层可作画、会客,二层则是汪老师夫妇的私密空间,也是他们的卧室。有时会客或工作得太晚,便可在这里过夜。再加上一楼一个不大但精致而功能俱全的、异常整洁的厨房,可谓真正的工作和生活兼顾。
空间上一个看似简单、却兼具美感和实用的细节是,一层的厨房门、卫生间门、外飘窗的窗隔,都用了同样的设计。一样的格栅,敷以日式障子纸,半透光,相互呼应,既有很强的功能性,又不让你过分感到它们的存在。
门厅处不大,依墙摆放的翘头小香案,案上和案下,摆放的是汪老师的几件收藏,旁边悬着古琴。聊聊数件小物,既雅致,又不累赘。
门厅一角的宋式香几,摆放也别有心意。本来不大的几面,除了花器之外,又摞了几本书,但意外地完全不让人觉得拥挤或惊险,而是信手拈来的随意。
从门厅进入正室,最吸引人的,是墙上汪老师的画作。
整面墙的藏书,也颇为醒目,这只是汪老师藏书的一部分而已,让我不仅想起汪老师在其《庸眼录》一书的《理想居所》一文中说的,“从心理需要来说我想建一间很大的藏书屋,书籍不少,不管古籍版还是现代书,不管是自己的还是朋友送的,但都是我所爱读的。”
大画案是汪老师创作之处。除了必需的笔墨纸砚,案上的都承盘里放满了各种印章,雅玩,汪老师的私人收藏。
画案必需宽大,以便创作。这件大画案,为明式经典画案形制,溪山清远按照现存于世的明代家具原件复制。
与明式大画案相对,是女主人白老师的宋式茶桌,精致端秀。此桌案的形制,在多幅宋画中反复出现,如《槐荫消夏图》《蕉荫击球图》,以及宋徽宗的《文会图》等。
茶桌和茶椅上白老师亲自手做的植物染色靛蓝茶席、杯垫、靠垫,甚至纸巾盒,与铁梨木茶桌的暗红色搭配,显得温暖而朴素,看着它们,总有种时间被拉长了的感觉。(时间哪里是被拉长了?明明每次坐在这里喝茶,抬头是汪老师的小楷,低头是透亮的茶汤,四目相对则是白老师的温柔而明亮的眸子,时间明明是倏忽而过的呀……)
都说人如其字,人如其画,可能还要在加上一句,人如其室。汪老师的画室,就如同他的作品,他的人一样。汪老师的画,线条整而不碎,遒劲有力。溪山清远家具的线条亦简洁而细腻有质感。汪老师画风俊逸,干净,轻松,溪山清远家具稳健的同时,气韵生动。汪老师的字、画、画室,和溪山清远的家具,都是承古而不泥古,古典传承有序之中,又与时俱进。
“逝者如斯夫”,时间的流逝,是永恒的,没有断裂,传统和当代亦是如此。传统和当代之间,并没有决绝的界限。就像古人和今人,虽然生活方式不同,但人性并无本质上的差别。唯独不一样的也许就是,世事的节奏更快更纷扰,挟裹之下,我们的心变得麻木、干瘪,渐失血色,变得苍白。古人缓慢的节奏之中,所弥漫的无为气息,恰能让我们的心重新柔软、丰沛起来。
从这个意义上,汪为新老师的琅园,是我必去经常叨扰的地方。
图片由琅园提供